幸福有时，是留有念想的那张照片

　　文：锐利修蕊我对“照相”一词最初的理解，是有记忆以来第一个儿童节，爸爸妈妈带着我去动物园玩。当时很流行用傻瓜相机，我们早早出发，拍了一整天，晚上去亲戚家做客，还留有几张底片，于是叫亲戚和我们拍了好多张。接着大人千叮咛万嘱咐说“不可以打开相机后盖，不然就全都废了”。我小时候是个很乖很听话的小孩，但偏偏就对这种“勒令”的好奇心非常重。于是在大人去谈“大人的事”时，我就叫了亲戚家的姐姐，一起打开了相机后盖，结果并没有如我预期的发生什么，然后合上盖子，那天就那样过去了。结果可想而知，那卷底片全部报废。我忘记了印象中我有没有承认“那是我做的”，更忘了我有没有被“怪罪”，但很可惜的就是，关于那天的美好回忆，也随着那卷底片全都忘却了。后来当然有很多“拍摄成功”的时刻，比如学校组织的文艺汇演，我在领舞的时刻，看到我妈拿镜头对准我，我还对着她笑了笑；比如后来每到过年，我们全家都会去照相馆去拍张“全家福”；比如后来有段时间，很流行拍那种卡通的“大头贴”……到了现在，拍照并不需要多费劲儿。拿出手机自带的“照相机”功能，随手一拍就是了。但对于不同时代的人来说，似乎大家对于照片都有着不同的注解。即使是现在，对老一辈的人来说，“拍照”都是一个很“隆重”的仪式。《照相师》在深圳如何刻画“拍照”这件事对我们的影响？导演张唯就将自己眼中的时代变迁，浓缩在这部电影《照相师》里面。《照相师》聚焦“拍照宗师”蔡祥仁一家三代，经由“照相”的变更为关键叙事。导演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深圳人，将视角放在平凡的小人物身上。电影中三代人物的经历，也像是将电影分为三段式的剪辑手法。爷爷蔡祥仁在深圳老城经营一家照相馆，从最初最简单的证件照，到后来爸爸蔡安国与时俱进的婚纱照、个人写真，再到儿子蔡正雄将对相片画质的追求，转移到手机拍照软件的开发。导演用一首《小城故事》，就制造了时代的背景，也对“深圳”这座当初的“小城”划下了自己的注解。整部影片呈现出复古的基调，也为时代的背景做出严格的考量。不管是电影里压花纹的“老照片”，还是“带来电显示”的电话，都是导演对时代刻画细微之处的搭建。电影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，是蔡祥仁和蔡安国父子奔赴一家去世的人家里，得知死者生前没有拍过照片，于是他们对着遗体拍了照，之后父亲蔡祥仁用绘画、印染显像和拍摄不断对这张照片修改，最终完成了一张“遗像”的创作。家属看到那张被修复完成的照片，压抑的情绪被释放，才终于哭出声来。随着蔡家三代人人生的起起伏伏，深圳也从当年的边陲小镇，发展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，人们收获了物质财富与精神富足。时代在进程中不总是顺利的，在《照相师》中，导演并没有费心去刻画苦难，而是用在时代中加速进程的迷茫，去刻画蔡家三代人“顽强”的精神。导演将《照相师》的故事背景放在深圳，也因深圳是“大众创业，万众创新”的典范性城市。《照相师》记录时代与自我“创新”是《照相师》这部电影中最重要的剧情元素，也是电影中三代人的“核心”。影片的后半部分将着重描写孙辈蔡正雄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何利用科技创新，在千军万马的创客之中脱颖而出。爷爷用自己的“巧手”修复老照片，爸爸敢于去学习最新的拍摄风格，儿子又在现代科技中掌握了时代的潮流。《照相师》对女性的刻画也很鲜活先进，妈妈陈文娟一直也都是敢想敢做。炒股票、做生意、搞研发，三代人在各自历史发展的潮流中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定位，在发挥特长的同时抓住了机遇，也就跻身时代中，获得了成功。《照相师》用照片记录人性的温度、城市的发展，这一家三代的“照相师”，无论是爷爷蔡祥仁、父亲蔡安国、还是蔡家第三代蔡正雄，面对时代和命运的挑战，这家人从未放弃拼搏与坚持。就是凭着这股倔劲儿，让他们在时代中因坚持而闪耀。照相师就像时光记录者，记录人们的生老病死，也记录瞬间的难忘。照相师也用画面定格了时代的记忆，观众跟随剧情的铺展，与社会发展中他们的经历发生共鸣，也成为时代过去的缩影。到如今时代迅速发展，每个人都是“照相师”，每一个像蔡家人一样的平凡小人物,都像时光的记录者,见证了城市的发展、感受了人性的温度。这是全民记录的时代，也是全民拍照的时代，科技进步带给人类最大的便利，即为时代产生更多这样历史性的记忆保存，看着这些照片，也就更珍惜活过的痕迹。小时候不懂照片的重要性，现在最喜欢的，就是去看那些老照片，翻阅相册，去感受世间翩跹而过的魅力。记得学摄影时，有位老师说不要“躲镜头”，因为不管是抓拍，还是端坐在镜头面前记录而来的影像，都是日后凭空而来的纪念。《照相师》记录了美好或遗憾的时代记忆，有句台词说“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同”，或许是因为我们对幸福的感知不同。但随手拍下的照片，有时又是保存这份幸福的最好方式。因照片是渺小的，但那些存在过的记忆又是无限的。